0.098千米是多少米_0.9千米等于几

明代江南重赋的数据分析：以苏州府为例

曹树基

明代前期“江南重赋”曾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议题。采用数据分析方法，我们知道，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各县耕地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93.3%，以后的田赋增加与田亩的增加基本无关。该年，苏州府的田赋率为13%，大大高于其他地区。不过，从永乐年间开始，苏州府的官员通过土地税的“加耗”（运输成本）与徭役来操纵税额，达成各县赋役负担上的基本公平，保证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关键词：田亩饱和度；江南重赋；加耗；田赋率

一、问题与方法

关于明代前期的江南重赋，曾经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议题，已有成果堪称丰硕。1995年，范金民曾对江南重赋之原因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江南重赋产生的原因在于朱元璋接收了前朝的全部官田，又加大了打击江南富豪的力度，通过各种手段增加了大量官田，从而形成江南重赋。①

具体而言，范金民以秋粮增长为例说明田赋的增长。南宋宝祐五年（1257）苏州府秋粮为30.3万石，元延祐四年（1317）增加为88万石，明洪武年间增加为100万石，洪武后期更增加为270余万石。②范金民还以田亩数据说明重赋的原因。洪武九年（1376），苏州府田地为67490顷，洪武后期增加为95417顷③，其中官田60094顷，民田为35323顷；官田占63%，民田占37%。

虽然这一分析从田亩与田赋两个方面揭示了江南赋的基本面相，但本文并不满足于此，试提出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在田赋总量增长的同时，如果田亩总量也在增长，单位面积的田赋可能没有增加；如果田亩的增加并没有达到当地的极限，新垦的农田可能承担新增的田赋，果真如此，则重赋不重。其二，明代江南地区的田赋，一般为每亩数斗，假如江南亩产甚高，亩税数斗也只是亩产的1%，如此还能说江南重赋吗？

为解决第一个问题，本文引入一个新的分析工具——“田亩饱和度”。假定1949年田亩数为传统时代的最高水平，那么，所谓“田亩饱和度”，指的是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田亩与1949年同一地区田亩之比。这一数据可以用来测量政府征收田赋的水平，以及这一地区的土地开发程度。田亩饱和度越高，政府控制的纳税田亩越多，区域的开发水平越高；田亩饱和度越低，则政府控制的纳税田亩越少，区域开发水平越低。迄今为止，我们已有数篇文章讨论闽、赣、粤三省的明代田亩饱和度及其相关问题④，本文将讨论的范围扩展至江南地区。

为解决第二个问题，本文再引入第二个分析工具——“田赋率”。所谓“田赋率”指的是狭义农业税率，即土地税率。“重赋”真实含义应当是指江南地区的田赋率高于其他地区，而不是其他。

一些学者不承认田赋率的存在。如王毓铨曾撰文《纳粮也是当差》，认为赋役合一是封建中国的赋役特点。[1]（P756-777）刘志伟、申斌将“纳粮当差”解释为一个编户向王朝国家承担的赋役负担的整体，并进一步将其归纳为“赋中有役”。[2]（P85-112）众所周知，田赋随着田地产权的转移而转移，而耕作者承担的力役却系于户名，与田地产权转移无关。这也是明代“寄庄”的本质所在。赋与役，其主体确实是分开的。

二、田亩饱和度

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洪武年间可靠的户口数据产生于洪武二十四年，可靠的军卫数据产生于洪武二十六年，因此，洪武二十六年（1393）成为明代初年户口、田亩数据的标准时点。[3]（P18-98）本节先将1949年苏州府县境调整至与1393年基本一致，再考察同一境域中的户口与田亩变化，最后计算1393年及其他年份的田亩饱和度。

（一）县境变动

洪武元年，朱元璋即位，建立明朝。苏州府辖长洲、吴县、吴江、昆山、常熟、嘉定六县，洪武八年从扬州府划入崇明县。弘治十年（1497）析昆山、常熟、嘉定三县于太仓卫城置太仓州，领崇明县。

清雍正二年（1724）从长洲县析出元和县。又升太仓州为直隶州，同时析太仓地置镇洋县，析嘉定县置宝山县。太仓州辖镇洋、嘉定、宝山、崇明四县。雍正四年又析吴江偏西之地置震泽县，析常熟东境置昭文县，宣统三年（1911）至民国元年，元和、震泽、昭文、镇洋等四县先后并入各自母县。所以，这些县及类似行政单位的境域变动可以忽略。民国年间，宝山县之南境划入上海市区。1949—1950年间，嘉定与青浦有政区交换，各有划入与划出。当然，嘉定也有部分境域划入上海市区，因面积不大，皆不予讨论。

由此可见，在苏州府境各县中，最复杂的政区变动当属于弘治十年太仓州之设。各种版本的《太仓州志》都没有记载弘治十年设州时其境域的具体由来。新修《太仓县志》称：“明弘治十年，划昆山之新安、惠安、湖川三乡，常熟之双凤乡、嘉定之乐智、循乐两乡建立太仓州。”[4]（P68）常熟县划出1乡，不用讨论。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记载：“弘治十年以增置太仓州，割循义、乐智二乡之大半，今领乡仍故。都二十有四，里六百六十有八。”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新修《嘉定县志》记载：“弘治十年，分西北境循义乡二十都及二十二都的半区、乐智乡二十五都、服礼乡十八都隶太仓州。”[5]（P59-60）万历《嘉定县志》卷一中有6乡27个都的编号，其中第18都、第20都与25都空缺，应当是划入了太仓。所以，新修《嘉定县志》称该县有3.5个都划入太仓是正确的。加上“在城”都，全县28个都，划入太仓的部分占原嘉定都数的12.5%（3.5/28），约为0.75个乡（0.125×6）。

嘉靖《昆山县志》卷一《沿革》称：“弘治十年……割县之湖川、新安二乡，及惠安乡之半置太仓州。”即割了2.5个乡给太仓。这样，弘治十年太仓州共从周边三县接纳了4.25个乡（1+0.75+2.5），昆山占其中58.8%（2.5/4.25）。常熟占23.5%（1/4.25），嘉定占17.7%（0.75/4.25）。

这一算法可以得到检验。弘治《太仓州志》卷三记载了区、里、户、口与田亩的构成，详见表1。

里与人口的比例与田亩的比例相差较大，而上文计算所得与田亩比例极为接近。因此，采用计算所得数据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1928年上海市与宝山县划界，县境南部7市乡划入上海，全县尚存8市乡。[6]（P132-133）可以假设划入上海的人口稍多于县境北部，而划入上海的田亩稍少于县境北部。精确的计算没有意义，设南北两部分各占人口与田亩的50%。

据《启东县志》，元末至明朝中叶，长江主流移向北泓，海门县首当其中，四迁县志。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民户所剩无几，改为乡，并入通州。乾隆三十三年（1768），割通州19个沙，崇明11个沙及新涨10个沙建海门直隶厅。今启东县管辖的中部地区，为直隶厅的东境。[7]（P83）也就是说，在1768年的海门县，大约有27.5%属于崇明（11/40）。启东全境分南、中、北三个部分，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南部地区仍属崇明管辖。1928年设启东县，可以将原属崇明县管辖地区设为启东县的1/3。考虑到1928年以后启东县的继续围垦，因此，可以将1949年启东县的30%视为原崇明县地。于是有表2。

（二）户口与田亩

洪武《苏州府志》、同治《苏州府志》与光绪《苏州府志》都只记载了洪武九年苏州府属各县户口与田赋，兹根据其他资料重建洪武二十四年苏州府属各县户口与田赋。兹分述如下。

洪武《苏州府志》卷十《户口》记载洪武九年苏州府七县户数50.8万，口数215.9万，户均4.3口。田土674.9万亩，其中包括官田、民田及抄没田若干。具体如表3所示。

本文欲重建洪武二十四年户口与田亩数据，然而，仅从明代常熟、昆山、吴江、嘉定、崇明等五县县志中查得各县洪武二十四年户口与田亩，其中吴江田亩数缺。又因长洲、吴县两县户口、田亩数据皆缺，不得不采用估算的方法进行重建。

假定长洲、吴县洪武九年数据即为洪武二十四年数，所得洪武二十四年苏州府户数为482026，口数为2186278，户均4.5口。在《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户口》中，洪武二十四年苏州府户数为491514，口数为2355030，户均4.8口，更加合理。因此，表4中的口数采用户均4.8口进行修正获得。

洪武九年，崇明只有22.6万亩，大约一半官田，一半民田；洪武二十四年，崇明田亩高达72.5万亩。又据正德《姑苏志》，弘治十六年，崇明田亩高达89.5万亩，其中官田22.48万亩，令人猜测洪武九年崇明的22.6万亩只是官田数。

从洪武九年至洪武二十四年，崇明田亩从22.6万亩增加至72.5万亩，人均多达8.9亩，洪武九年崇明田亩的低估是显然的。以常熟县人均4.2亩计，洪武二十四年崇明县应有人口17.3万（72.5/4.2），以户均4.8口计，则有3.6万户。

人均亩数最低的三县，吴县、长洲与吴江，采用的都是洪武九年的田亩数。这似乎暗示着，洪武二十四年，这三县的田亩应当更高一些。从洪武九年至洪武二十四年，常熟、昆山、嘉定等三县田亩数从384.5万亩增加至432.3万亩，增加了12.4%。假定长洲、吴县与吴江等三县的增长幅度也是如此，就有估计亩数详见表4。

尽管昆山县洪武二十四年户数为7.9万，口数为33.7万，大大低于洪武九年数，但本文不予采纳，反而依户均4.8口将其洪武二十四年口数修正为47.9万，理由详见下一节之申论。

0.009千米等于多少米

在数据修正之后，长洲县与吴江县人均田亩接近苏州府平均值，吴县仍低，可能是由于苏州城市人口集中于吴县辖境所致。修正过的数据显然更加合理。

（三）军卫与屯田

洪武《苏州府志》卷十四《军卫》记载本朝有苏州卫与太仓卫。苏州卫所辖4所分别驻于盘胥门、娄齐门、葑门与阊门，而据正德《姑苏志》卷二十五《兵防》，苏州卫有5所，其中后千户所分立为嘉兴守御千户所，苏州卫驻所于苏州府的士兵与家属合计1.34万口（1120×3×4）。无屯田记载。

民国《太仓州志》卷十三《兵防》记载，明太仓卫共有10个千户所，军士11200人，隶中军都督府。洪武四年并为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洪武十二年以其半分隶镇海卫。十九年领吴淞江守御千户所，位于今宝山境内，即洪武时期的嘉定县境内。镇海卫驻洪武年间的昆山境内，嘉靖年间移一所入崇明，一所守浏河堡，即太仓浏河出海口。如此，可知洪武二十四年昆山县境内驻有10所，嘉定县境内驻有1所。也就是说，昆山境内增加军卫人口3.36万，嘉定境内增加0.34万。

据同一资料，太仓卫有赡军田27341亩，镇海卫有赡军田20899亩，合计48240亩。也就是说，昆山县的田亩可以增加4.8万亩。详见表5。

（四）田亩饱和度

在将1949年人口与田亩数据录入表5时，特别要注意将太仓县数据一分为三，依不同的比例分配给昆山、常熟与嘉定。同样，鉴于宝山县有差不多同样多的人口与田亩划入上海，故有2倍于1949年宝山县的人口与田亩加入洪武二十四年的嘉定县。

《太仓市农业志》记载弘治十年置太仓州时，划入官民田地96.2万亩。这是弘治《太仓州志》卷三中的总数，本文表1中的98.1万亩是分项加总数。该志又称，太仓县耕地面积基本保持在90万亩左右。如清雍正四年，太仓州与镇洋合计耕地面积87.7万亩。1913年，太仓县共有耕地82.4万亩，未垦地1.4万亩。1949年太仓县耕地82.4万亩。1950年进行土地改革，将习惯面积改为市亩计量，全县耕地为76.5万亩。[8]（P60-61）表5中80.1万亩出自《太仓县志》，应当是介于旧亩与市亩之间的一个平衡数。

兹就各县数据讨论如下：

苏州府的两个附郭县，长洲与吴县，是苏州府各县中田亩饱和度最高的，原因就在于明初以降，苏州城市的扩大与城镇的增加，减少了耕地的数量。

1393年昆山耕地数量略超过1949年，嘉定略少于1949年。1393年崇明田亩饱和度只有51.7%。而据正德《姑苏志》卷十五，弘治十六年崇明田亩多达89.5万亩，田亩饱和度增加至63.9%（89.5/140.1）。

常熟县的田亩饱和度不足70%，究其原因，也与明清以来的大规模垦沙有关。江阴以下长江水面骤宽，呈喇叭状。在江流与海潮的作用下，大量泥沙沉隆淤积，形成沙洲境内北部沙洲众多，滩涂发育的自然特点。自宋至1985年，沙洲境内共围垦土地约85万亩，除去坍塌土地，实际增加70多万亩。[9]（P321）为此，1962年析江阴、常熟两县置沙洲县。可以说，沙洲县是从长江中涨出来的。

崇明岛的面积变动不居，表5中的数据只是一个大概的估计。大致说来，洪武二十六年崇明岛的田亩饱和度只有51.7%，这并不是说该岛的开发程度不够，而是说，以后的涨沙有可能为该岛之围垦带来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性。

合而计之，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田亩饱和度已达93.3%，其耕地面积较1949年略少。洪武二十六年以后苏州府城镇发展占用的耕地，与垦沙所增耕地大致相当。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从洪武九年至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田赋总量的增加与田亩的增加有关；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田亩已经接近当地的极限，田赋的增加与田亩的增加基本无关。

三、正粮与加耗

本节首先讨论官田、民田与户口的数量关系，再讨论正粮与加耗的数量关系，为最后求得田赋率扫清障碍。

（一）官田、民田与户口

上文已揭，洪武九年崇明县田亩数存在问题，不堪采用，其余六县官田与民田的变化情况见表6。

洪武九年六县官田比例只有59%，而昆山高达77.9%。洪武二十四年只有常熟、嘉定两县数据，官田比例高达76.8%，与洪武九年的昆山相近。弘治十六年昆山、长洲、嘉定、太仓四县官田比例最高，在71.4%~81.7%之间。八县官田占全部田亩的62.9%。

行文至此，令我们联想起上文议及的洪武九年以后昆山户口数的大幅减少。嘉靖《昆山县志》卷一《户口》在记载了洪武九年的10万户、39万人口之后，又记载洪武二十四年7.9万户，33.7万口。以后户口数一直大大低于此数。弘治五年户数8.6万，口数只有16.4万；弘治十五年户数7.5万，口数16.5万。弘治十年割出0.588个昆山设立太仓，户口数据居然没有大幅减少，原因不明。

嘉靖《昆山县志》作者称：

谨按洪武初年乱极，方治民数三十九万有奇。成化、弘治之间，极其盛矣，而反不及其数，何耶？意者国初法令严密，不敢有漏籍者耳，可以观世矣。

成化、弘治户口数据大大少于洪武，哪里有什么“极其盛矣”？再查嘉靖《嘉定县志》卷五《田赋》与嘉靖《常熟县志》卷二《户口》，得弘治十年析县之前户口数据，详见表7。

表7中，官田比例最高的昆山，其户口数减少得最多。官田与民田比例相当的常熟，其户口数不减反增。昆山的派役单位减少到如此程度，其实对其官田高比例的一个补偿。

（二）正粮与加耗

关于苏州府田赋总额，洪武《苏州府志》卷十《税粮》所载洪武九年全府“秋粮正耗”为2146831石，较我们进行的分县加总数2346827石少了199996石。个位上的差异应当是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造成，而20万的差异，应当是洪武《苏州府志》的撰写者疏忽所致。

关于苏州府田赋等级，洪武《苏州府志》卷十《田亩》是这样记载的：

长洲县……官田五千三十九顷九十六亩三分二毫……原科一则七斗三升，一则六斗三升，一则五斗三升，一则四斗三升，一则三斗三升，一则二斗三升，一则一斗三升，一则二斗，一则五升，一则三升……民田计三千六百四十五顷四十五亩六分四厘……一则二斗六升，一则二斗三升，一则一斗六升，一则一斗三升，一则五升，一则三升……

在长洲县，官田分为十则，第一则每亩科税0.73石，以后七则，每则减少0.1石；民田分为六则，第一则每亩科税只有0.26石，以后依次递减。显然，民田税负较官田为轻。

正德《姑苏志》卷十五也有分县秋粮正耗米的记载，还有各县“每亩摊征平米”之记载，所谓“平米”，包括正耗，再将不同等级的税率平均。如长洲平均每亩税负为0.375石，吴县0.344石等，详见表8。

常熟高乡0.218石，低乡0.31石，考虑到常熟低乡多于高乡，表8取0.28石。嘉定一般田亩为0.3石，薄田为0.2石，表8取0.28石。崇明记为“额不起运，无耗，照旧征收”，无每亩摊征平米数，表8设其每亩征收0.3石。

根据田亩数与税则推算出来的分县税粮较原分县税粮皆多，崇明多得最为离谱，原来只有24400石的秋粮，居然推算成了268590石。推算所得分县秋粮加总数为3056799石，大大超过了原记载中分县加总的2043010石。有意思的是，该志在记载分县秋粮之前，其实还有一总额之记载，其数为秋粮正米2038640石，连耗共米3056014石，即原数中的“正米连耗”与表8中的推算几乎完全相同。可见表8对于常熟、嘉定、崇明三县的每亩摊平插值相当准确。

表8中的分县秋粮实为正粮，总额及表8中的分县推算数据为正耗。表8中的崇明原额秋粮24400石应是修志者的笔误，其实际值应当为244000。原分县秋粮加总额不是表8中的2043010石，而是表9中的2262610石。

用表9中的“推算秋粮”减去“秋粮”，所得即为“加耗”。用“加耗”除以“秋粮”，所得即为“加耗率”。弘治十六年，苏州府属八县加耗率为38.9%，即100石正粮，征收38.9石“加耗”。

京东商城魅族魅蓝note

崇明岛孤悬大江之中，官田甚少，排除不计，其余七县的官田占比与加耗率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即官田占比越大，加耗率越低，反之则越高。详见图1。吴县加耗率高达87.4%，稍有一些不正常，令人揣测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加耗，并不出自田亩，而是出自商业。关于这一点，希望将来能够得到证实或证伪。

表8中的“每亩摊米”修正数，打破了洪武九年的税亩多则，基本简化为一县一则。这样就可以计算苏州府属各县的平均田赋率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田赋率”是包括正粮与加耗在内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田赋。

伍丹戈先生指出，这种“均征加耗法”也叫做“加耗折征率”，通行的名称叫做“平米法”[10]，其性质是将耗米作为平衡负担、保证税收、维持地方官吏开支，以及弥补亏空、赈济灾荒的重要手段。本节不仅证明，加耗成为政府平衡田赋的手段：官田占比越大，加耗率越低，反之则越高；本节还证明，政府可能采用降低户口数以减役，作为对其官田的高比例的补偿。

四、米、稻谷与田赋率

在展开本节讨论之前，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即田赋究竟是稻米还是稻谷？本节证明南京仓中的粮食是稻米，而农民交纳的田赋也是稻米。

（一）秋粮米与糙粳米

正德《姑苏志》卷十五《税粮》中的“本府夏税秋粮”，似乎是一种混合了米与谷的表达。其文曰：

国朝洪武初……大麦正耗一万一百石，小麦五万一千八百石，豆一十七石，菜子二十七石，粮糙粳米九十四石……秋粮正耗二百一十四万六千六百石，黄豆二千七百八十石各有奇……

田赋主要由“秋粮正耗”构成，“糙粳米”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根据田雨的研究，所谓“糙粳米”其实是“白粮”。明代白粮是政府主要向江南五府（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农民所征收的“一种特供用途的额外漕粮（实物税），其送至内府供应宫廷、宗人府的消费以及满足京师大小官员俸禄开支的需要”[11]（P1）。白粮具有特殊的用途且以征收本色为主，故而要经过一定的加工才能完成。“白粮干圆洁白，其色赛雪，官派小民舂以输官，不下巨万。”[12]（卷六《土产》，P240）

弘治《徽州府志》卷三《食货二》记载如下：

弘治十四年……本府秋粮米一十二万四百二石四斗八升二合七勺，官米一万五千八百二十八石五斗三升六合，民米一十万四千五百七十三石九斗四升六合七勺。存留米一万六千六百二石四斗八升二合七勺，起运米一十万三千八百石，京库折银米七万一千石，每石折正银二钱五分，共折银一万七千七百五十两。南京供用库芝麻八百石。南京各卫仓米三万二千石。

可以将上文记载简化为以下诸式：其一，12.04（万石）=1.58（官米）+10.46（民米）；其二，12.04（万石）=1.66（存留）+10.38（起运）；其三，10.38（万石）=7.1（京库折银米）+3.2（南京各卫仓米）+0.08（芝麻）；其四，17750（两）=71000（石）×0.25（两）。各分项数与总数完全吻合。

《明会典》卷24“徽州府”条下的记载如下：夏税京库折银粮2.2万石，秋粮京库折银粮7.1万石。在折银征收中，“粮”与“米”是没有区别的，米与芝麻是可以相加的。

（二）明代粮仓储存米

在苏州府，明代张洪撰《济农仓记》，称其宣德七年（1432）设济农仓的情况：

与苏州太守况公同心同力，以全活穷民为已任，出库储籴米三万石，劝借富人九万石，撙节漕运浮费五万石，搜剔豪右侵占绝戸田租一十二万石，通二十九万石分贮六县，每县置仓六十间，常熟贮米五万余石，增置仓四十间，共百间，总曰济农仓。[13]（卷二三《公署三》，P16）

在江阴县，一段明代资料议及刘学周将粮里之役一分为四，分别承担解运、折徭、书算与空役。其文如下：

刘侯学周，万历二十五年审役，每区扇米头四分五厘，银头三分，区书一分，空役一分五厘，收米管解运，收银兼折徭，区书管书算。空役每厘纳银二两五钱充。本年开仓、祭江、验米、讲兑、煎耗、解贴诸用，当役者劳不复费。

是“验米”而不是验谷。此外，查清代文献，可知从储米到储谷的转变发表在清代雍正年间。同治《苏州府志》卷十七《田赋六》记载了雍正三年的一段上谕：

谕积贮仓粮特为备荒赈济之用，但南省地方甚属潮湿，米在仓一二年便致霉烂，实难收贮。改贮稻谷，似可长久。应否改贮稻谷收贮之处，着详议具奏。[13]（卷一七《田赋六》，P17-18）

下文接着讲安徽原来就是贮藏稻谷，而非存贮米石，无庸改易。又说江淮截漕米8万余石，分作二年改换稻谷，造仓收贮。据此，人们通常将雍正三年当作全国性仓贮稻谷的开端。

关于粮食亩产，正德年间张凤在《复旧规革弊便民案》中提到松江府的粮食亩产：“西乡虽是粮重，毎亩岁收米或三石余者有之，中乡虽是粮轻，每亩岁收或一石五斗不足者有之。”[14]（卷七《田赋中》，P27）以平均亩产稻米2.5石计，折合产米375斤（2.5×150），以70%折米率计，折合亩产稻谷536斤（375/0.7）。民国年间，无锡一带的粮食亩产“长期俳佪在300公斤左右”[15]（P1449），这里的亩产是稻谷，与明代数据是吻合的。

关于折米率，雍正年间的田文镜《请复仓谷借粜疏》载：

臣五年于兹，无时无刻不以仓贮民食为念。常将各属所有积谷，或当委官盘查，或乘新旧交代，俱令其分别积谷年分久暂，每样各取一石，碾验米粒成色，则新入仓者每谷一石得米六斗五六升，其次则六斗有零矣，再其次则五斗有零矣。[16]（卷四〇《户政十五•仓储下》，P7）

田文镜的稻谷折米率最高只有65%~66%，最差的只有50%。江南土改文献中提到“白米”的出米率只有50%，其实就是上引弘治《吴江志》中提到的“干圆洁白，其色赛雪”白粮。以当代人的生活经验而言，66%以下的折米率实在太低。研究者将1950年代浙北的折米率定为68%[17]（P236），本文定为70%，这一差异并不影响计算。

表8显示苏州每亩征收田赋米0.32石，折合米48斤（0.32×150），约折合稻谷70斤（48/0.7）。以平均亩产540斤计，田赋占稻田正产量的13%（70/540）。各县税则不同，但如果考虑到各县地理条件不同，产量亦有不同，故认为这一田赋率适用于苏州府各县。这一数据已经将田赋的民解民运即加耗考虑在内，那么，可以认为洪武二十四年年苏州府的田赋率为13%。

五、讨论

在上引文中，范金民认为，正统元年（1436），英宗批准在江南实行改科田，苏、松等处官田，亩科4斗1升至2石以上者减作2斗7升，2~4斗者减作2斗，1斗1升至2斗者减作1斗。由于官田赋重，减税中的最大获益者当然是官田。然而，由于表7的数据并不能完全说明官田越多，减税越多；相反，表9及图1却说明，官田越多，加耗率越低，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苏州地方政府通过“加耗”来调节实际田赋率。同时，在官田比例最高的昆山，政府则通过减少派役单位对其官田的高比例进行补偿。正德《姑苏志》卷十五称：“永乐以来，漕运愈远，加耗滋多，乃至三百万石。”通过加耗调节田赋，始自永乐年间。

在上引文中，刘志伟、申斌指出：“缴纳田赋的编户要承担的责任，不只是根据田地科则缴纳固定数额的土地税，而是要把其承担的赋额上纳到指定衙门或仓口的全部责任。”这里说的明初或洪武年间的情形。事实上，编户的解运之责只限于他们所承担的田赋，而不可能超出。所以，刘志伟、申斌称“明初的田赋的本质是户役，而不是土地财产税”就有点言过其实。由于承担100石秋粮米之解运的人力，一定少于承担1000石秋粮米的解运人力；如果某甲的田赋只有100石秋粮米，他们绝不可能承担运输1000石秋粮米的责任。这样一来，解运之役，仍然可以看作田赋之附加。地方政府将运输成本折算为以货币或实物表达的“加耗”进行核算与调整，有统一的度量标准，因此，地方政府有能力通过“加耗”来调整税率。

田赋加耗与户口之役，其实是政府操纵税额的左手与右手。这一作法相当隐蔽，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知。正是赋役负担上的基本公平，保证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其他地区的田赋率可以徽州为例。据嘉靖《徽州府志》卷七《食货上》，洪武二十四年徽州府官民田土山塘242.7万亩，而1949年耕地面积只有120.4万亩[18]（P1412-1427），田亩饱和度高达201.5%（242.7/120.4）；洪武二十四年秋粮米11.8万石，每亩平均0.0488石（11.8/242.7）。如将田亩饱和度考虑其中，实际每亩平均田赋0.098石（0.0488×2.015），约为14.7斤米（0.098×150），折合稻谷21斤（14.7/0.7）。1919年，绩溪水稻亩产大米1.75石，实为262.5斤（1.75×150），折合稻谷375斤（262.5/0.7）。[19]（P158、P161）假定这就是明代水稻亩产，则洪武二十四年田赋率为5.6%（21/375）。苏州府的重赋是显而易见的。

依照现代税制原则，高收入者纳税率高，反之则低。苏州府亩产差不多是徽州府1.44倍（540/375），而苏州府田赋率是徽州府的2.3倍（13/5.6），并无不妥。这也是高额田赋下江南依然可以维持富裕繁荣的秘密所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即便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中，只要官员们有自己施展能力的空间，官僚机器就能顺利地运作，就不会出现从上到下的全方位的僵化。江南地方官员以政策的不断微调来展示其富有弹性的税务管理能力，累积的作用依然是显著的。同样，只要老天帮忙，风调雨顺，且没有外来的强大的破坏性力量的介入，一个庞大的顺利运转的国家机器就不会轻易地失灵。

注释：

①范金民《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原发表于《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

②除了元延祐四年88万石出自《苏松历代财赋考》外，其他数据没有查到准确出处。本文在讨论各项史籍所载数据时，不再考虑这几个数据。

0.087千米等于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