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银行与硅谷的终结「硅谷银行模式」

银行从核心上来说是服务商：储户将钱借给银行，银行给他们支付利息，然后将钱借出，同样也是收取利息。如果银行收取的贷款利率高于支付给储户的储蓄利率，那银行就有钱赚。银行是通过利用时间差来实现这一点：储户用较低的利率换取能够随时取款；贷款利率更高，但需要数年才能偿还。这样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在理想情况下，银行的储户是多元化的，他们的资金会在个人账户之间转来转去，但总体上保持稳定；这就为那些长期贷款提供了稳定性。

挤兑是银行常见的倒闭模式：银行没有足够的资产一次性偿还所有的存款人，因为这些资产已作为贷款发放出去了。不幸的是，银行挤兑可能会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储户担心银行的流动资产即将耗尽，那么理性的反应就是赶紧去取钱，这又会导致情况雪上加霜。此外，挤兑可能还会传染：如果储户听说另一家银行发生挤兑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存在银行里面的钱的安全性，从而引发另一场挤兑。

大萧条时期就会发生这样的事：1929 年有 650 家银行倒闭，1930 年有 1300 多家；后来总共有 9000 多家银行倒闭。最终阻止倒闭潮蔓延的是 1933 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IDC）的成立：由成员银行资助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每个账户投保 2500 美元；即便银行倒闭，储户也能取回他们的钱。

这种保险的影响与其说与支付出去了多少有关，不如说与它的存在有关：其理念和效果是在发生银行挤兑之前先行制止，因为储户因此不用担心自己的钱会不见了。就这一点而言，FDIC 实际上也保护了超出保险限额的银行账户，因为不亏损的最好办法是把钱存进一家没有倒闭的银行里。

硅谷银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上周发生在硅谷银行身上的事情有点复杂； 这方面 Marc Rubinstein、Matt Levine 以及 Noah Smith 已经写了三篇很好的概述了。不过，其实说到底机制非常简单：

硅谷银行的储户，其中很多都是初创企业，会将他们从投资者那里获得的现金存入；由于 COVID 期间释放了大量资金，使得过去几年的存款金额特别高，其中大部分的资金都流向了科技行业。

而硅谷银行实际上把大部分的资金都借给了联邦政府（以美国国债的形式）以及房地产业主（以机构抵押支持证券的形式）。虽然硅谷银行过去主要是提供短期贷款，但从 2021 年开始，为了追求更高收益，该银行开始转向做长期证券；回想起来，这是个严重错误——需要明确的是，硅谷银行的管理层对这家银行的命运负有最终责任。

当利率上升时，(1) 随着风投资金逐渐枯竭，存款会减少，(2) 这些证券的市场价值会暴跌：当你可以从政府手里买入利率为 3.5%的国债时，谁还会买利率才有 1 个百分点的国债呢？

事实上，从技术上来讲，硅谷银行这几个月来就一直资不抵债：该公司的资产是高于负债，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资产没法在不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清算；不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这些证券到期后就可以全额偿还其价值。最大的输家将是硅谷银行的股东，他们将放弃那些银行暂时无法购买的，更具吸引力的证券的那些未兑现的利息；难怪该股票去年损失了 66% 的价值：

尽管如此，硅谷银行仍然是一家银行，虽然利润比较低——除非发生了银行挤兑的情况。

银行挤兑

其实我不大确定自己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硅谷银行出现了技术性破产的，但那大概是几个月前的事了。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吹牛（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而是要指出给我的印象是这是大家普遍都知道的了；毕竟，业务仍照常进行，而且随着它手头持有的债券逐渐到期，硅谷银行虽然利润会下降，但应该不会有事的。

但显然我错了。来自《金融时报》：

虽说随着科技股估值从疫情时期的高点暴跌，硅谷银行的存款已连续四个季度下降，但今年 2 月和 3 月的跌幅仍快于预期。Becker 和他的财务团队决定将银行几乎所有“可供出售”的证券投资组合出清，并将收益再投资于短期资产，因为这些资产的利率更高，可改善其盈利压力。此次出清意味着 18 亿美元的损失，因为自从硅谷银行买入这些证券以来，由于利率飙升，这些证券的价值已经下跌。为了弥补损失，Becker 安排了由高盛牵头公开发行该银行的股票。其中包括来自 General Atlantic 的大笔投资，后者承诺要购买 5 亿美元的股票。

这笔交易于是在上周三晚上宣布的，但到了周四早上似乎就已注定要失败。 硅谷银行出售这些证券的决定令部分投资者感到吃惊，在他们看来，硅谷银行已经穷尽了其他筹措资金的手段。到午餐时间时，硅谷的金融家们接到了高盛的最后一拨电话，随着硅谷银行的股价跌跌不休，除了 General Atlantic 以外，高盛曾短暂尝试过撮合更多的投资者来筹集资金。

与此同时，包括 Peter Thiel 的 Founders Fund 在内的部分大型风投机构建议公司把钱从硅谷银行取出来。Becker 给硅谷银行的客户与投资者连续打了好多通电话，告诉他们不要恐慌。他说：“如果人人都告诉别人硅谷银行有麻烦的话，就会构成挑战”。突然间，硅谷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累积了一年多的风险变成了现实。如果存款进一步下降的话，硅谷银行将被迫出售其持有至到期投资债券组合，并确认 150 亿美元的损失，距离资不抵债将更进一步。

这中间似乎是穆迪上周三下调了硅谷银行的债务评级，促使其仓促出售可供出售的投资组合和融资，但融资的仓促性意味着从未实现；硅谷银行可能资不抵债消息迅速传开（也许是因为硅谷银行试图从硅谷这里筹集资金）。这导致硅谷银行的初创公司客户撤回资金，此举令其他人担心该银行的钱会被取光，从而导致更多人赶着提款。换句话说，发生了一场教科书式的银行挤兑。

硅谷银行客户群的问题在于，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存款远远超过了 FDIC 现在的 250000 美元的限额，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充分理由的：就算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公司也需要营运资金，包括票据，工资单等，金额要远远超过 250000 美元。此外，虽说任何在银行拥有大量资产的公司都应该将大部分资产存入美国国债或货币市场账户，但为什么小型初创企业只是把钱放进自己的主要账户里也是可以理解的：大概是他们的团队都在忙着找到产品市场匹配而无暇顾及其他。毕竟，初创企业的目标是让估值比银行存款高出很多倍，而不是为了让账户里面的钱有个好的回报。

就硅谷银行 39 年的历史以及 FDIC89 年的历史而言，这一直都是 OK 的：没投保的资金也可以受益于 FDIC 保险，因为银行不大可能会发生银行挤兑，特别是与大多数的银行相比未投保资金占比一直都比较高的硅谷银行，已经深深地融入到硅谷的生态体系之中了。正如风险资本家喜欢告诉你那样，这个生态体系的根基就是信任。《热带雨林：打造下一个硅谷的秘密》（The Rainforest: The Secret to Building the Next Silicon Valley）的合著者 Victor Hwang 在 2012 年《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

一种比较有用的思考方式是将硅谷想象成热带雨林，硅谷的繁荣是因为它的诸多元素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新的、意想不到的动植物群。雨林模型不仅仅只是个类比。创新生态体系不仅仅只是像生物系统；它就是一个生物系统。在这个生物系统里面流动的是养分：人才、思想以及资本。养分流动得越快，系统的生产力就越高。这就是文化问题发挥作用之处。

在现实世界里，经济系统是由人组成的，不是无名的齿轮。在现实世界里，人性会碍事。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有集体意识。我们天生信任离我们比较近的人，不信任离我们比较远的人。然而，科学家们发现创新与人类情感是交织在一起的。人性及其与生俱来的偏见给社会制造了庞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我们所认为的自由市场其实没那么自由。市场依然会受到基于地理距离、缺乏信任、语言与文化差异，以及低效的社会网络等无形的社会障碍所造成的交易成本的限制。

要建设热带雨林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业务创新，我们必须改变文化。人们学习文化不是靠自上而下的指导，而是通过实践：依靠榜样、与不同合作伙伴点对点的互动、惩罚不良行为的反馈机制以及明确社会契约。硅谷就创造了这样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鼓励具有不同才能和背景的人们碰面、相互信任并共同把握机会。这种文化根深蒂固，因为从风投公司到律师再到创业者，关键的基石机构更看重更广泛的社区而不是“赢得”任何一项个体交易。这是一种基于寻求公平而非优势的文化。

我认为这种说法在 2012 年是成立的；但现在还成不成立我不确定。在我看来，我对硅谷银行营收方面的错误被两个更基本的错误所强化：

首先，我假设风险资本家知道硅谷银行的情况。

其次，我假设整个硅谷会管好自己。

上周表明这两点完全都是错误的：对上周四融资失败的恐慌反应清楚地表明，科技界几乎每个人都对硅谷银行的情况措手不及——再说明一次，在没有银行挤兑的情况下，这是个盈利能力问题，而不是生存能力问题——最终导致银行挤兑清楚地表明，从风险投资家到他们提供建议的初创公司，人人都只关心自己的福祉，不关心整个生态体系。

说清楚一点，我不会怨恨任何人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尤其是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你的时间窗口就那么长（编者注：runway，也就是现有资金能够支撑公司运营多久），即便我可能会因为你没有用货币市场基金把时间窗口延长那么一点点而不苛责你，对你确保自己不会在银行挤兑中蒸发掉自己大部分的runway，我绝对是理解并认可的。但对于给他们提供建议的风险资本家，我的感受会更加复杂：一方面，他们各自告诉所投资的公司拿钱跑路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在上周四之前，对硅谷银行的问题似乎缺乏认识似乎是一种失职，尤其是因为缺乏认识似乎引发了最初的恐慌就更是失职了。

类似批评同样适用上周末 Twitter 上的部分 VC 的行为，这些行为似乎有时候针对的是引发其他地区银行的银行挤兑，目的是迫使 FDIC 介入，确保储户的资金得以保全，而不管他们的资金是不是有保险。在旁观者看来这种吃相很难看，但最终他们还是成功了：FDIC、美国财政部还有美联储都介入了。

政府与信任红利

FDIC、财政部和美联储周日下午发表联合声明：

今天，我们正在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增强公众对我们银行系统的信心来保护美国经济。此举措将确保美国的银行体系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保护存款，并以促进经济强劲和可持续增长的方式为家庭和企业提供信贷渠道。

在收到 FDIC 与美联储董事会的建议，并与总统进行了协商后，财政部长耶伦已批准采取行动，令 FDIC 能够以充分保护所有储户的方式完成其对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硅谷银行的清算。从 3 月 13 日星期一开始，硅谷银行储户可以支取他们所有的资金。与硅谷银行破产有关的任何损失都不会由纳税人承担……

银行股东和一些无担保债务持有人将不受保护，高级管理层也被撤职。根据法律要求，存款保险基金为支持未投保的存款人而遭受的任何损失，将通过对银行进行特别评估来弥补。最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周日宣布，它将向符合条件的存款机构提供额外资金，以帮助确保银行有能力满足所有存款人的需求。

此举实际上意味着 250000 美元的 FDIC 上限已经毫无意义：任何银行的一切存款都可能有美国政府兜底了。此举的原因与最初催生 FDIC 的原因相同：鉴于大多数企业需要的营运资金都超过了 250000 美元，任何行业任何企业对硅谷银行储户亏损的理性反应，都会是将他们的账户转移到已经被认为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以及花旗银行）；这将意味着其他所有银行都将面临挤兑。

在我看来，美国联邦政府的行动是对的，时机也刚好合适。但是，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性质会产生长期后果：请记住，储户是银行的债权人，他们因借钱给银行而得到补偿；如果借出这笔钱没有风险的话，储户为什么应该得到回报呢（编者注：风险与收益挂钩）？与此同时，银行现在会有动力去追求风险更高的策略，因为它们知道储户是安全的；答案几乎肯定是会对小银行实施更严格的监管，类似于 2008 年之后对四大银行实施的那种监管。反过来，这将意味着收紧信贷和向消费者收取更多费用，此外还会大幅增加 FDIC 的保费。而且，虽然纳税人可能不会直接向破产银行注入资金，但承担所有这些低息证券是真正的机会成本。

换句话说，在上周事件发生之前，美国享受了银行信托的红利：从技术上来说，企业对资金当中超过 250000 美元保险上限的部分应该要感到担心，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对此表示过太多的关注。这让他们的运营更加高效，也让银行可以拿到更多的资金来放贷。与此同时，对地区性银行资本要求以及监管要求也没那么高，从而提供信贷与定制服务也变得更加容易。再者，FDIC 向成员银行收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因为它只为每个账户提供 250000 美元的保额，尽管它的存在令整个系统对于不同规模的账户来说都显得更加安全可靠了。但这种信托红利现在已经消失，用明确的监管规则来取代信托的成本会一直累积下去。

硅谷困境

银行挤兑是囚徒困境的典型例子，我在 2017 年那篇讨论 Uber 的困境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描述：

这种困境通常以如下的收益矩阵形式呈现：

囚徒困境之所以迷人是因为两个囚徒的理性行为——也就是出卖对方可以给个人带来更好的结果——却会带来更加糟糕的总体结果：入狱 2 年而不是只有 1 年（如果双方均不理性行事，保持沉默的话）。用一种更为技术性的话来说，相互背叛是唯一的纳什均衡：一旦两名囚犯均意识到背叛是最优的个人策略时，单方面改变这一策略是没有好处的。

正如我在那篇文章所解释那样，摆脱囚徒困境的办法是把它变成一个迭代的游戏：

不过，如果你带着之前的记忆印记连续多次进行这场博弈（也就是所谓的重复博弈）的话会怎样呢？为了测试会发生什么，Robert Axelrod 举办了一场竞标赛，邀请 14 位博弈理论学家提交采用其选定算法的计算机程序；Axelrod 在《协作的演进》中是这样描述获胜者的：

多伦多大学的 Anatol Rapoport 教授提交的“针锋相对”赢得了比赛。这个程序在提交的所有程序当中是最简单的一个，结果证明却是最好的一个！当然，针锋相对是从选择合作开始的，此后就会按照另一个玩家上一步的做法行事……

对结果分析表明，一条规则的相对成功与作者的专业、程序的简洁性或者篇幅关系不大……令人惊讶的是，相对得分高与相对得分低的程序之间只有一种属性之别。也就是与人为善，永远不要做第一个背叛者。

这与单次结果的囚徒困境的结果完全相反，在单次的情况下，理性的策略是要做小人；但当你打算长期玩下去时，最好是保持友善——长期收益可以弥补任何的短期损失。

硅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是个迭代游戏：

硅谷发生的事情要复杂得多，远非一个简单的囚徒困境游戏所能描述：其参与者不是两个，而是数以百万计，而且“游戏”的见证人甚至更多。不过，这更加突出了整个硅谷是个迭代游戏的明显程度：诚然，短期结果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长期结果。

比方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人愿意批评同事或前公司的原因：今天的前同事或前任经理明天说不定就变成天使投资人或你的工作推荐人，而且这种事情别人记得久，名声流传的时间就更久了。这对风投家来说尤其如此：就像马克·安德森在最近的播客中告诉 Barry Ritholtz 的那样，“我们在成功的 [初创公司] 身上赚钱，在那些失败的公司身上赚名声。”

注意这里用的是复数（startups）：风险投资家在职业生涯当中会投资数十家甚至数百家公司，但大多数的创始人一辈子也许只创办一家公司；这意味着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投资是一种迭代游戏。当然，欺骗创始人或救助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可能会有短期收益，但从长远来看，这根本不值得：消息会传开，风险投资家的名声有多好，交易流就能持续多久。

那篇文章叫做“Uber 困境”，因为我的观点是 Uber 当时前所未有的私募估值已经把 Uber 与其主要投资者 Benchmark 之间的关系从迭代博弈变成了一次性博弈；说得具体一点，Benchmark 愿意起诉创始人兼当时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破坏其在创始人当中的名声，是因为让 Uber 上市所带来的绝对回报比过去和未来的任何其他投资都更有价值。

我越来越怀疑 Uber 与投资者的博弈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硅谷新时代的预演。在那篇文章发表后的六年里，非上市公司估值达到数百亿美元已成为常态；风投公司管理的资产激增至数十亿美元，已经将其经济模式从回报驱动的模式变成了费用驱动的模式；在这两种情况下，成功都不再是一系列的胜利，而更多的是要么做大，要么回家。

即便技术本身已经到了开始的终结阶段，也依然发生了这种情况，而且很明显，除了公有云以及移动以外，我们还看不出会有什么新的范式转变（人工智能也许有希望，但可能会由大公司主导）。这意味着技术已经从机会遍地和做大蛋糕，转移到争夺最终用户的零和竞争上，从争抢用户的注意力一路争抢到他们的钱包。

硅谷（神话）的终结

对于将硅谷比拟作“热带雨林”以及将“社区看得比‘赢得’任何个体交易更为重要”的堂吉诃德式赞歌来说，这样的环境是致命的。当风险变得如此之大，而感受到机会的空间越来越小时，每一个决定就都变成了囚徒困境——回想起来，发生在硅谷银行身上的事情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而且，这可能不是这个新环境唯一的坏结果。信任之宝贵唯有在失去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而对失去的东西进行全面清算会需要多年的时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信任丧失的终极驱动正是技术本身。硅谷银行挤兑的独特之处在于 (1) 客户提款很轻松，以及 (2) 硅谷银行即将倒闭的消息传得太快了。为了说明这次崩溃的规模，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当年的大萧条总储户共损失了 70 亿美元的资产；在当时的 70 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1610 亿美元。相比之下，硅谷银行在 24 小时内就处理了 420 亿美元的提款。正是这样的速度，在小道消息与提款零分发成本的推动下，对于一个靠时间套利的实体来说，实在是太不稳定了。

与此同时，从美国的政治到商业再到媒体的方方面面，这种不稳定和由此导致的信任丧失已变得无处不在。这种不确定性与不稳定的增加已经并将继续推动对政府加大干预力度的需求——而且，就像本周末一样，这么做甚至可能也没有错！但是，更多的政府干预意味着用更多的规则、监管与限制来取代信任，这会对创新产生长期影响。这或许是科技将颠覆作为其目标功能的必然结果：最终的受害者可能是曾经的硅谷，而不仅仅是它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