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来华：29年，19次，这次不谈生意_盖茨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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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库克、马斯克之后，美国又一重磅人物来华。6月14日晚，比尔·盖茨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已经正式抵达北京。这是盖茨的第19次访华。

比尔·盖茨是只要提起首富，中国人就能最先想起的那个人。1994年，为推动中文版Windows落地中国，盖茨首次来华。那时候以金山求伯君为代表的中国软件业刚崭露头角，马云在杭州开了一家翻译社，马化腾在深圳一家公司研究寻呼机。

而接下来的几次中国之行，盖茨都曾酝酿着雄心勃勃，但成效迥异的计划。

他发起了耗资数十亿美元的“维纳斯计划”，希望将Windows计划版本嵌入到电视机系统，满足当时并不富裕的中国人对互联网的需求，可惜项目失败。清华、北大高校学生的激情，促使他将微软亚洲研究院设置在中国，它成为微软创新的一个发动机，也成为中国互联网的黄埔军校，培养了阿里的王坚、小米的林斌等知名人物。

比尔·盖茨首次访华迄今已近30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互联网产业上演了硅谷般的商战，并且跟美国的企业们扳起手腕。微软核心的办公软件、游戏以及云业务，在中国都遇到了强硬的对手。舆论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互联网催生的富豪以及他们的故事，但某些时候，比尔·盖茨又成为镜像。当中国的互联网巨头陷入垄断争议时，就有人回过头去，重新审视2000年前后的微软垄断官司，试图获得启迪。

这场耗费巨大精力的垄断官司之后，比尔·盖茨开始了隐退之路，分阶段地辞去了CEO、董事长、董事等职务。当他将精力专注于慈善时，还不忘发挥元老余热，关注技术变迁。从2016年起，盖茨就一直与OpenAI团队会面。微软注入巨资成为OpenAI的大股东，并在多个微软的产品中引入了ChatGPT，推动股价的飞涨。

盖茨将ChatGPT形容为“我见过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而此次来华，也有分析认为，ChatGPT等人工智能话题也将是他访华寻求推动的议题之一。

但盖茨的想法应该与商业方面的合作无关。毕竟，微软与中国的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是竞争关系。就在今年春天，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将成为ChatGPT的主要竞争对手。

盖茨提到人工智能，不过他是将人工智能议题纳入到慈善框架，在中国寻求合作。

他希望人工智能改变世界不平等现象。他曾说，“在全球范围内，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是在健康方面:每年有50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这比二十年前的1000万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个高得惊人的数字。几乎所有这些儿童都出生在贫穷国家，死于腹泻或疟疾等可预防的原因。很难想象有比拯救儿童生命更好的AI用途了。”

在本次访华所做的演讲中，盖茨重申了AI技术在推动药物研发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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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此次来华，身份就是慈善家。

企业家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推动社会的繁荣。但慈善家，用盖茨的话来说，便是“慈善的功能是解决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在没有利润空间、没有公司有动力去解决的情况下，慈善就可以发挥作用了。比如消除疟疾等等，慈善可以鼓励科学家在这块领域投入更多的精力，弥补市场经济的失效”。

挣钱更难还是花钱更难?盖茨说，慈善是一件花钱的事情，然而做慈善很难。

如果我们把首富的慈善钱比作一种资源的话，而关于这种资源的优化与配置，不仅涉及经济学，而且也涉及到管理学了。

盖茨不想当一个只捐钱就完事的慈善家。如果从他的慈善行动来看，他更像是一位“社会型企业家”——告别利润，以解决全球社会问题为使命，但又采用灵活的资金管理策略，利用可以利用的团体力量，激发社会的创造力，力争慈善效果的最大化。

奈飞的纪录片《解码比尔·盖茨》里，曾提到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厕所。

2018年，盖茨来华时，手持一个装有人类粪便的烧杯说，粪便携带的病毒，将引发腹泻、霍乱等疾病，每年造成50万名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他说，解决全球45亿人安全如厕的问题，是一个一年60亿美元的大市场。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财政无力负担下水道系统的建设，粪便成了致命的传染源。盖茨便推出了“新世代厕所计划”，在2011年投入700万美元，向全球征集新一代厕所的设计方案，参赛者需要设计一个能自动对粪便进行降解、灭菌处理的易用厕所。

尽管一些参赛者给出了相对优秀的解决方案，但新型的厕所成本很高，盖茨继续追究上亿的资金，最终，在一位工程师的帮助下，设计出了一套名为名为欧姆尼处理器的循环系统，它甚至可以净化出可以饮用的水。（面对媒体时，盖茨曾亲自饮用，以展示水质的安全）

不过，厕所革命的大难题，还是成本问题，因此大面积推广依旧有难度。

第二个故事是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

比尔·盖茨希望在有生之前消除这个疾病。他还拉到了巴菲特的捐助。尽管医务工作人员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做了疫苗注射工作，但疾病总是反复出现，甚至在某个年份翻了数倍。

盖茨到尼日利亚探究原因。他得跟宗教领袖沟通，争取更大的行动范围。因为当地人认为，疫苗是西方国家的阴谋，将导致儿童绝育。

他的团队还发现，当地医务注射人员使用的是1945年手绘的地图。利用卫星地图和计算机，团队绘制出尼日利亚的脊髓灰质炎分布地图。地图显示，在行政交界处的，接种率很低，因为接种者以为这是其他人负责的区域而产生了遗漏。借助准确地图与其他数据分析，他们开始精准接种。但是尼日利亚后来又爆发恐怖主义活动，又阻止了医务人员的工作，锐减的病例又开始增加。

记录片最后，主持人问他: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实在是太难了，我做的已经足够多了，算了，就这样吧。盖茨回复:需要更加努力。

盖茨的慈善行动之难，还在别处。

早在2015年，盖茨就预测可能发生流行病。2020疫情之年，他极力推广新冠疫苗。但很多美国人认为他计划使用的疫苗，会在人体内植入芯片进行监控。至今，他的名字还跟阴谋绑定在一起。

他选择了一项挑战性极高的工作，难度有时候跟创业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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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欢迎企业家，当然也欢迎慈善家。

外国企业家与慈善家来华，都可以放在政治的维度去解读。因为吸引外资，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中国的政治方针。而作为慈善家的盖茨，他所关注人民健康、气候、能源以及扶贫脱贫等重大议题，也与中国的政治息息相关。

盖茨在中国的慈善活动，主要是通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运作。从2007年成立北京代表处至今，该基金会在中国的扶贫、疾病控制等领域不断深入。

基金会投入资金，帮助中国生产的乙脑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和宫颈癌疫苗达到国际监管标准，之后这些疫苗出口到国外，确保更多人的健康。它跟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合作创办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这家非营利性组织，专注于结核、疟疾等药物的研发。盖茨这次来华后，基金会也宣布，将向这家研发中心捐赠5000万美元。

这些动作，都帮助比尔·盖茨，从慈善的视角去看待中国。在接受《中国慈善家》等媒体采访时，他从不吝啬对中国的赞美:

——“十多年前，中国是世界上结核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些年中国在结核病防治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死亡人数大幅下降，现在降到了世界第三。”

——“如果你回到八十年代，中国的人均收入并不比非洲高多少。如今，就营养、教育和预期寿命而言，中国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实际上，中国应该是过去50年中在这些领域中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

——“2010年，中国启动了《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7年，中国首次实现了零本土疟疾感染病例，并最终在2021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无疟疾认证。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国科学家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们正在基于这一成功经验开发新一代的解决方案，助力全球根除疟疾。”

……

他惊叹中国的成就，更想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将这些经验造福于更多人。在讲到此次来华的原因时，他说:“要解决气候变化、健康不公平和粮食安全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创新。从研发抗疟新药到投资气候适应性解决方案，中国在这些领域拥有大量经验。我们需要帮助全球更多人实现这样的发展。”

在这次的入华的演讲中，盖茨感谢了中国伙伴在疟疾药物研发以及在非洲国家培育高产农作物上所做的努力。

他传递着乐观。

他相信科技创业的潜力，也相信当人类设定一个远大的目标并为之奋斗时，目标可以实现。他举了个例子:1990年全球有近十分之一的儿童活不到五岁，但当全世界都把健康公平作为首要任务后，现在儿童的死亡率已显著下降到二十五分之一。

他希望在中国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去对抗疾病、贫困等全球性的难题。

他可以用健康这把标尺，丈量中国取得的成绩与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传播出去，帮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他也可以利用慈善理念，借鉴中国在疟疾、结核病等健康领域的经验，并与中国的合作伙伴携手，将研究的成果，造福给世界其他地区更多的人。

慈善关乎人与善良，你也可以说，盖茨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为慈善事业的跨国跨洲奔走多年，他相信，在消灭贫困、气候变暖等全球问题时，需要大国的合作与对话，而非对抗。

在某种程度上，盖茨更像是一位信使和连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