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农村金融创新研究》本书编委会编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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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决策,并把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作为建设农业强国的举措之一。健全农村金融体系的内容很多,包括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提升为农服务水平和加大为农服务力度,也包括合作金融的发育。新中国成立后,后者的发展十分曲折,至今仍然没有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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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融的重要性,在理论上自不必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经济发展过程中,合作金融自始至终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1925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农民协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就在其决议案中强调要发展三类合作社。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1927年2月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1927年2月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均通过有关农民合作社问题的决议案,都提出要发展信贷合作社。
新中国成立后,党高度重视信用合作社的发展。1950年10月,中共中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和《合作社登记办法(草案)》下发到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市委征求意见。1950年7月成立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就包括信用合作的内容。1951年4月上报至中共中央的《关于信用合作会议的报告》提出要“单独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统一由银行领导”。同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农村信用社成立。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提出要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加快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2011年,银监会在农村信用社体制问题上作出了最终选择,明确“去合作化”,今后将不再组建新的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村合作银行也要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要求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为农村商业银行。截至2020年12月末,农村信用社数量为641家,农村合作银行为27家,农村商业银行为1539家。
然而,我国“大国小农”的特点决定了常规金融很难满足小规模农户资金的需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合作金融成功的经验也说明了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不可分性,三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实际上,在欧美国家较大型的农民合作社也大多有信用合作内容。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强调要“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要求“在管理民主、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不断丰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类型。坚持社员制、封闭性原则,在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前提下,推动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然而,一旦资金互助组织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很多地方就以防范风险为理由予以取缔,而不是加强监管使之朝着正确的方向运行。直至今日,全国范围内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仍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无法满足广大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需求。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如何建设农业强国进行了具体部署。在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农民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对资金的需求是必然的,如果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就必然会延迟农业强国的步伐。因此,必须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除常规金融加大支农力度外,在适度监管下加快农村信用合作发育仍然是必选策略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供销总社成立金融服务部意义重大,但如何推动基层社发展普惠的信用合作,致力于扶持草根金融发育和成长,道路漫长而曲折,需要不懈努力。本书第七章讨论了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践探索,肯定了试点的成绩,但在我看来,把试点经验尽快铺开,让广大农民都感受到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果,已经时不我待。
全书内容覆盖了21世纪以来商业银行支农创新实践、农业保险的创新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对农业发展的拉动作用、农村直接股权融资的实践、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探索、地方金融组织支农服务的创新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的作用等,对于建设农业强国都有重要作用。但我所关心的,仍然是合作金融的发展。
(原标题:加快农村信用合作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必选策略之一尽快让农民都感受到农村金融改革成果)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孔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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