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难者身份确认_问题来了：确定遇难者身份，为什么还要采集亲属的DNA？

问题来了：确定遇难者身份，为什么还要采集亲属的DNA？

MU5735空难已经过去一周多，3月28日早上9时许，确定了最后一名乘客身份，132名遇难者的DNA比对工作完成，身份全部确认。

据报道，在事故发生后，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30人专家组与广西200余名公安刑事技术人员共同完成了132名机上人员与亲属的DNA比对工作。遇难人员的DNA比对工作是如何完成的？有多难？为何还要采集家属的DNA？一起来了解一下。

DNA比对是什么？

空难现场生物性检材发现与提取的目的，首先在于搞清遗骸的分布，有助于分析空难原因；其次在于鉴别空难中人员的身份，解决遗骸的归属问题。

空难现场的遗骸往往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同时可能出现多人遗骸堆积混杂的情况，需要通过对遗骸的生物学标记物进行检测并与参照样本比对，最终确定遗骸身份。

在空难现场，尤其是热带亚热带的空难现场，遗骸中的生物学标记物往往很容易受到环境影响而污染或降解，因此，Zietkiewicz等学者认为，传统的法医人类学及生理学特征（如牙齿、皮肤、毛发、指纹等）仅能提供参考性意见，DNA分型技术才是个体识别的金标准。

这一过程的原理与法医学个体识别、亲子鉴定一致。通过对遗骸的DNA与参照样本的DNA进行比对，如果检测的遗传标记足够多，遗骸的DNA与参照DNA一致，就可以认定遗骸与参照DNA来自同一个体；或者遗骸的DNA与参照样本DNA存在某种亲缘关系，就可以认定遗骸来自于参照DNA的某个亲属。

在诸多DNA遗传标记中，短串联重复（shorttandemrepeats，STR）序列具有高灵敏度、高鉴别能力、易于标准化分型等特点，是目前法医物证鉴定领域的主流技术。

DNA比对的应用场景

地震（如汶川地震、日本3·11地震等）、海啸（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空难、火灾、恐怖袭击（如9·11事件等）

DNA比对有多难？

空难现场的遗骸有几大显著的特征：

遗骸状况各异且不完整：巨大的暴力作用可将人体毁坏甚至成为组织碎块而分散在各处，增加了搜寻的难度；伴有火灾时遗骸可能烧焦炭化，影响后续的实验室检验。

遗骸受环境影响大：热带地区泥土微生物、环境温度湿度的影响，会加速生物学检材腐败及DNA降解，大块遗骸可能被动物咬食或昆虫蚕食。

检材的潜在污染：事件发生后，当务之急是搜寻幸存者。在人员聚集的现场，不可避免引起遗骸与周围泥土或遗骸之间的污染。

DNA也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时间越长，环境温度越高，DNA降解越严重，需要检测的遗传标记就越多，比对的成功率也越低。

面对难题，法医学家们会怎么做？

在实际工作中，法医学家除了需要在空难现场收集尽可能多的遗骸样本并妥善保存外，还需要在实验室完成遗骸DNA分型结果与参照样本的比对。采集的样本包括遇难者遗骸的生物学样本、生前样本及用于亲缘关系分析的遇难者亲属样本。

遇难者生前样本可以用于直接比对，主要包括：遇难者使用的私人物品，如牙刷、梳子、剃刀等等；生前遗留的生物学检材，如血痕、组织切片、拔出或脱落的牙齿等等。

新闻中有网友称，事故处理机构提取了乘客母亲的指尖血液作为亲属DNA样本，但这样的样本仅能用于亲属与遇难者之间亲缘关系的分析，需要根据亲缘关系选择不同的DNA遗传标记，一些常见的亲属包括：

双亲或单亲父/母；

子女；

兄弟姐妹等其他直系亲属；

其他远亲。

法医学家们具体解决了哪些难题，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通过回顾瑞士航空111航班空难的调查来感受一下——

“1998年9月2日瑞士航空公司111航班的坠毁造成包括15名机组成员在内的229名乘客全部遇难。在此次空难中，在坠机地点找到了超过2400件遗骸，对其中1277件用于DNA分析，提取的亲属样本达310份。……选择4-9个STR基因座用于DNA分析，基因型交叉比对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80000次。……”

目前，我国用于法医学实践的STR基因座至少为15-20个，这在提高比对准确性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需要比对的数量；对于复杂的亲缘关系（如祖孙、半同胞等），还需要根据具体的亲缘关系类型选择合适的DNA遗传标记（如Y染色体、线粒体等）；而不同程度降解、污染检材的前处理无疑也大大增加了空难调查中法医学家们的工作难度。

DNA比对工作在事故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事故调查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而受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专家们的工作或易或难，但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尽快地得到准确的结果。

本文专家：张胤鸣，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博士